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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由重庆市法学会、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和西南政法大学共同主办，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和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犯罪学学会特殊人群犯罪治理专业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刑事检察专业委员会、重庆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协办的“未成年人犯罪惩治与预防”研讨会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召开。来自部分省市高校专家学者及检察机关代表、实务部门代表等120余人，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未成年人犯罪惩治与预防”展开了深入讨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史卫忠出席会议并讲话。重庆市法学会副会长贺恒扬，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詹文渝，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胡尔贵，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阳勇出席会议并致辞。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缐杰盛兴平台入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宋英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何挺受邀做主旨演讲。

以矫治理念为核心追求，并基于公共安全保障，对罪错未成年人应坚持“宽容不纵容”的整体政策。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宽容以“不纵容”为底线，“不纵容”应以罪错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为核心、以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社会危害程度为补充盛兴平台入口，刑、行衔接织密分级干预体系。构建法定的罪错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分级干预体系，应完善公安机关矫治教育体系，明确适用标准，并将观护类矫治教育交由社区矫正机构执行；完善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明确适用对象、适用标准、适用程序并完善管理机制，以实现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有效干预。

家长管教活动作为一项日常的教育行为，其边界何在以及法律该如何对家庭内部管教活动进行规制，是现代法律不得不面对的实操难题。界定家长管教边界，须全面梳理家长管教的规范现状，明晰家长管教的法律属性、家长管教权的权利规范构造、权利边界以及滥用家长管教权的归责模式与追责限度，有效建构宽严有度、长幼有序的家庭秩序。

应以人身危险性作为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重要评价因素，以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结合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大小作为对其处理的依据。同时，在刑罚圈扩大的背景下，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出罪路径，对新增积极预防类犯罪，给予未成年人实质出罪，在刑法或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这类罪名未成年人不构成犯罪，作为替代给予行政处罚+罚款，从而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教育与惩罚的良性互动。

公益诉讼以其既覆盖民事和行政领域盛兴平台入口，且兼具惩罚和预防功能的优势，成为涉未成年人网络不良信息治理的新方案、新路径，但也面临受案范围界定难、责任主体认定难、配套机制不完善、部门协作不顺畅、参与综合治理不深入等问题。需要准确界定受案范围、强化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双向衔接、完善一体融合履职、突出数字赋能等手段，在持续完善机制，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协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网络平台、行业组织、学校、家庭开展对涉未成年人网络不良信息的全面、综合治理。协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安心、安全地享受网络时代的数字权利。

立足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标准尚不明确”“因果关系认定比较难”“调查核实难度比较大”“行政监管职责的边界模糊，网络监管各个部门之间的具体职责界限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侵权损害的惩戒不足”的“五重困境”出发，提出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恢复性司法“三大原则”指引下，对受损范围界定、责任归属、调查取证力度、惩罚性赔偿等提出“四点优化”建议，以期更好破解未成年人保护难题，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安全用网。

我国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报告机制可从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构想：在法律保障层面，需要明确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类型，进而厘清网络平台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责任边界；在参与主体方面，尝试探索“网络平台+X+警务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犯罪报告模式；在犯罪报告内容方面，应当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线索扩大到侵害特殊群体犯罪线索。

综合53例儿童性侵犯罪重复受害样本，结合有关案情运用描述性统计归纳犯罪屡次发生的时空规律及相关人口特征、解析被害高危情境，并依据不同犯罪类型探讨儿童重复受害的个人、家庭、社会等方面原因，进而提出可能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防止二次受害的常见措施是在特定地点强化巡逻力量与安保设施以增加犯罪难度、有范围地公布犯罪人信息并限制其进入特定区域以分隔活动轨迹、为被害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在其基础上，采取措施搭建更加友好且高效的保护体系，如完善被害儿童信息登记簿、成立被害儿童对话工作小组、适用个案管理评估儿童心理状况、尝试普及互动式性安全教育以及开展被害儿童去污名化宣传等方式。

从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主观、环境等方面，深入剖析了未成年人犯罪性别差异的成因。她认为，正视未成年人犯罪的性别差异，分析未成年人不同性别犯罪特点，有利于构建更加精细科学的差别化防治体系。应将性别差别化防治理念融入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处遇程序及社会支持防治机制中，构建治罪与治理相结合的未成年人犯罪性别差别化防治体系，推动少年司法及少年犯罪防治体系精细化、科学化、现实化。

分享了法治副校长为该校法治教育注入的新活力，带来的显著变化。她表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盛兴平台入口，旨在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而法治副校长的引入，正是这一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法治副校长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士，不仅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还能够将法律知识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专业的法治教育。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深远的意义。

如何帮助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重新恢复与周遭社会的正常联系，如何帮助其恢复到被侵害前的状态，是办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否则便是“案结事未了”，后患无穷。检察机关利用自身已经建设得比较成熟的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积极地向诉讼程序前端和后端延伸与覆盖自身的资源优势，为推进被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全面恢复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一实践，在本质上以未检社会支持体系的良性运作来推动整个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全面构筑，彰显了检察机关在新时代持续推进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的自觉使命。

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司法转处内含着优先性、法定性、相称性的三重转处要求。其中，相称性要求转处的实行应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福祉需求相匹配。附条件不起诉作为司法转处的内容之一，相称性的实现有赖于个别化处遇原则在制度适用中的深入介入与广泛延展。但在司法实践中，受制于社会调查前置程序功能不显、附带条件独立属性认知不足、监督考察方式不当等因素的影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矫治功能优势尚未得到有力彰显。为促进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效能的最优化实现，应始终遵循个别化处遇原则，重点关注案件所涉的“人”，发挥社会调查对涉罪未成年人提供矫治依据的司法适用价值；在明确附带条件独立地位与价值属性的基础上，设定与未成年人在案反映出的矫治需求相适应的具体矫治措施；并辅之以全面、动态化的评估路径考察被监督考察对象的矫治效果以及是否实现社会化回归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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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对于保障生态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非法捕捞不仅会对渔业资源造成直接损害，也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影响生态平衡。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为保护渔业资源、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发布4件依法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典型案例，就是要发挥案例警示、教育和指引作用，展现人民法院保护渔业资源、守护生态安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坚定决心，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合法规范开展渔业捕捞活动，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和法治意识。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坚持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依法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人民法院依法加大打击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的力度，特别注重对非法捕捞、运输、售卖各个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强化全面保护。案例一盛兴平台入口，吴某、黄某京等人大规模捕捞螃蟹并运输至各地销售，情节严重，陈某惜明知螃蟹为非法捕捞犯罪所得仍进行收购、出售牟利，分别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例二，张某喜明知用于捕鱼的电瓶经过升压后足以致人死亡，因疏忽大意致同伙娄某祥触电身亡。人民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进行数罪并罚，具有较强的警示教育作用，将有力震慑类似情况的发生。

二是坚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司法裁判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人民法院立足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案例三，王某双非法捕捞的涉案水产品价值较低，且已被侦查机关依法倒回海域，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三是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实现惩治犯罪和修复生态相统一。人民法院在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时，积极引导行为人实现从“破坏者”到“修复者”的转变，促进生态环境有效恢复。案例四，张某星等人团伙化、链条化作案，非法捕捞次数多、数量大，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人民法院对涉案被告人均判处刑罚，同时判令张某星等人支付水产品资源损失以及生态修复费用，修复了被破坏的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体现了人民法院以恢复性司法理念助力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追求。

2021年5月至2021年8月禁渔期期间，被告人吴某、黄某京、黄某晓等人在某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庄某某（另案处理)、柯某某（另案处理)等人驾驶渔船接驳非法捕捞的螃蟹运送至附近海域，彭某某（另案处理）等人使用快艇将非法捕捞的螃蟹运至海鲜市场码头，并经陆路运输至福州、深圳等地销售牟利。其中，2021年7月30日至8月2日，该团伙将价值45万元非法捕捞的螃蟹运至深圳市某海鲜市场出售给被告人陈某惜。陈某惜明知向其出售的螃蟹为非法捕捞犯罪所得，仍予以收购并出售牟利。审理期间，被告人吴某、黄某京自愿各自缴纳生态环境修复资金50000元。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黄某京、黄某晓伙同他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陈某惜明知水产品是非法捕捞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系初犯、偶犯、认罪认罚、自愿缴纳生态修复资金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吴某、黄某京、黄某晓一年三个月至一年一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惜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是人民法院运用刑事手段全链条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对非法捕捞和运输水产品、明知是非法捕捞所获仍收购的行为人均判处相应刑罚，做到不疏漏、不放过“捕捞、运输、售卖”每个关键环节的犯罪行为。同时，人民法院统筹把握非法捕捞水产品上下游犯罪的定罪量刑，在遵循下游犯罪量刑一般不高于上游犯罪的前提下，结合下游犯罪被告人参与犯罪的时间、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准确量刑，实现罚当其罪和量刑均衡的有机统一。

2020年8月23日，被告人张某喜伙同杨某勇、娄某祥到某河流上游用电鱼机捕鱼。在电鱼过程中，娄某祥因滑倒不慎抓住张某喜所持带电网兜导致触电死亡。经检测，张某喜电鱼工具中的电瓶电压为12V、容量120AH，经升压器升压后，输出功率为480000W、输出电压为624V，远远超出人体能够承受的安全电流上限。

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喜在禁渔区、禁渔期，采取禁用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张某喜明知用于捕鱼的电瓶经过升压后，远超安全电压，足以致人死亡，在捕鱼过程中未采取安全措施，因疏忽大意致娄某祥触电身亡，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结合张某喜认罪认罚情况，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分别判处拘役四个月、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是采用高压电鱼的方法进行非法捕捞水产品并致人伤亡的典型案例。高压电鱼作为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捕鱼方法，不仅严重危害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同时也对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依法应予严厉打击。本案中，人民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对被告人数罪并罚，具有较强的警示教育作用。今后，人民法院对于使用“电毒炸”等方法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盛兴平台入口，将继续坚持高压严管态度，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2022年7月9日，被告人王某双明知某海域为禁渔区且涉案时间系禁渔期的情况下，使用单船有翼单囊拖网非法捕捞水产品。经侦查机关勘验，被告人王某双非法捕捞羊舌鱼4.9公斤、虾爬子0.8公斤、海兔3.75公斤。经价格认证机构认定，上述水产品价值人民币453元。经有关部门评定，单船有翼单囊拖网渔具在案涉海域属于禁用渔具，全年禁止使用。被告人王某双当场被侦查机关抓获到案，如实供述，涉案海产品已被侦查机关依法倒回涉案海域。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双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行为具有违法性，但渔获物价值仅为453元，且非法捕捞的时间较短，相关渔获物均已被倒回涉案海域，现无被告人的行为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具体损害情况的证据，应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对于在诉讼过程中，公诉机关作出的撤回起诉决定书，该院认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遂裁定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盛兴平台入口，同时通过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将本案移送至行政机关，对王某双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本案是人民法院办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时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典型案例。本案中，被告人虽然在禁渔期、禁渔区，使用禁用渔具实施了非法捕捞行为，但渔获物数量少、价值小、案发后已被全部放归，且尚无被告人行为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具体损害情况的证据，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人民法院全面考虑案件情节，准确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轻重和刑事追究的必要性，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有效惩治违法犯罪，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2022年4月7日至2022年8月8日盛兴平台入口，被告人张某星等人分别准备好船、渔具、增氧机等捕捞设备，通过使用禁捕工具“地笼”进行非法捕捞45次，捕捞渔获物价值共计416180元。此外，被告人张某星等人提前与收购人涂某平（另案处理）、章某辉（另案处理）、李某川、徐某忠、张某国、段某斌、戴某宇等人确定渔获物每次上岸的时间、地点，在上岸地点即捕即售。

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星等十三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使用禁用的工具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被告人张某星等十三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至拘役四个月不等。结合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同时判令各被告人在各自责任范围内连带赔偿水生生物资源损害及生态修复费2823136.3元，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发表赔礼道歉声明。宣判后，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一起具有涉案人数众多、分工明确等特点的非法捕捞水产品典型案例。当前，部分犯罪分子为减少交易环节、规避日趋严厉的打击，有从链条式、多环节犯罪向团伙化犯罪转变的趋势，对渔业资源的破坏程度也更加严重，生态修复的任务也更加艰巨。本案中，人民法院判令各被告人赔偿水生生物资源损害及生态修复费用，并将收取的资源损害及生态修复费通过增殖放流等形式用于恢复被破坏的水生生物资源，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以恢复性司法理念助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