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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查阅各地相关规定发现，目前全国至少有15个省份的“痛经假”面向所有女性。个别省份将“痛经假”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性规定，如只适用于从事高空、低温、冷水、野外流动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作业的女职工；部分省份“痛经假”在面向所有女性的基础上，对于从事连续站立劳动的女性还提出了更细致的休息规定。

“尝试申请过一次‘痛经假’，以后再也不休了，宁愿疼死在单位。”让在北京工作的慕女士发出如此感慨的原因是，他们公司女性员工虽然可以休“痛经假”，但必须提供正规医院的证明。“有一次，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好不容易走到医院，医生初步检查后又提出要抽血、做B超，折腾了一上午花了300多元才开出休一天假的假条。”

与陪产假类似，近年来多地出台新政，加码生育、婚假等福利，其中明确规定了育儿假和护理假。例如，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婚假生育假(产假)陪产假育儿假护理假等假期休假的实施办法》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3周岁以下期间kaiyun体育全站入口，用人单位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10日的育儿假；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住院的，其子女所在单位给予独生子女每年累计20日、非独生子女每年累计10日的护理假。

东莞中院在判决中指出，陈某以其未满6个月的幼儿住院为由申请休育儿假，既符合《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也符合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休假未获批准的情况下，陈某又根据公司要求变更为请事假。某科技公司在明知陈某幼儿住院的情况下，仍以请假不符合规定为由按陈某旷工处理，既不合情也不合理，遂作出上述判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围指出，一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涉及休假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氛围还有待优化。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由于管理的规范性和效率性不足，导致其不想或不能让员工休假；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在总体的工资水平有待提高的基础上，对自身的权利关注较少，而对工资报酬关注较多，为了获得更高工资报酬，选择不休假。

吴文芳介绍，我国并存两套休假系统：一方面是原计划经济下因劳动力安排缺乏灵活性所带来的探亲假、婚丧假等大量因事而设的休假；另一方面，我国进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后，开始推广企业带薪年休假。带薪年休假在市场经济国家是让劳动力能够在一定周期得到较好休息或处理各种私人事务的普遍性假期，也就不再因事而设立各类休假。

在范围看来，首先，立法上应该明确相关休假的规则，如关于“痛经假”，各地规定不同，应该明确：其一，休假前提，应该是痛经导致不能工作可以休假，而不单单是不适等症状的描述；其二，休假程序，即应该在确保休假的真实基础上，简化休假流程；其三，休假待遇。目前有些地方规定是正常支付工资，有些地方规定不明确，建议应该统一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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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形成有何影响？“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儒家思想观念蕴含怎样的人权精神？近日，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早在“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便有了人权认知思维和人权理念意识，那一时期中华典籍中的大量相关论述，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鲁广锦：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期，“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也是历史上人权思想的集中产生期之一，这一时期诞生了孔子、老子、柏拉图、佛陀等，各大文明形态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与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相关的人权思想，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权自觉”。

鲁广锦：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认为，“权利观念是源于古代传统的当代重要观念，而这种传统是先于权利观念的形成而存在的，它们得到了接受和吸纳，并为权利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虽没有提出“人权”或“权利”等概念(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形态也没有提出)，但对人之为人的价值和人之存在的意义已有较为深入具体的认识和思考，出现了属于人权范畴的重人、爱人、尊人、保人的人权认知思维，具有生命权、生存权、人格权、环境权等人权理念意识，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首先，“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人本”，重视人的生命和人的存在价值，具有生命权意识。据研究统计，仅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就有162处讲到“人”，足见孔子对“人”的重视。在儒家看来，“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kaiyun体育全站入口，“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强调“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明确“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道家也提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亦见于汉代刘向《说苑·杂言》)等思想。中国思想家对人的存在与人的生命重要性的认识，与古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民本”，重视民生kaiyun体育全站入口，具有生存权意识。《尚书》中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先祖训诫。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重要思想。基于对“仁政”的思考，儒家提倡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道家也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下篇八十章》)的利民思想。遍览“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体文献，如此关注民生且具有生存权意识的思想，无出中华文明之右者。

第三，“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仁爱”，重视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人格，具有人格权意识。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和保护，最能体现人人平等的人权精神。“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kaiyun体育全站入口，与现代文明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有许多暗合之处。在孔子看来，“仁”首先要“爱人”(《论语·颜渊》)，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爱、互敬，孟子也认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仁爱”的最高境界是“泛爱众”(《论语·学而》)和“兼相爱”(《墨子·兼爱中》)，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儒家与墨家关于“仁”与“爱”的思想kaiyun体育全站入口，与西方文明中的“博爱”“爱邻如己”“亲如兄弟”等理念有相通之处，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以“仁爱”为基础，儒家特别强调平等相待，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第四，“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天人合一”，重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环境权意识。环境权是一项现代人权，在人权理论中通常被界定为第三代人权。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认识和思考，在“轴心时代”便已产生。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天然带有“因天之时”的特点，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天人观。儒家大多偏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最终实现人与自然“致中和”的协调关系。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庄子认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研究表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建构起“达仁”“尚善”“崇正”“贵和”“向公”的人权价值认知。从人权的语境理解，“达仁”是要做有爱心的人，“尚善”是要做有益于他人的人，“崇正”是要做主持公道和正义的人，“贵和”是要做相互不被伤害的人，“向公”是要做平等的不被歧视的人。这也说明，“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并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充满着人性、德性和理性的力量。

鲁广锦：“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人权文明的重要成果。如果说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自然法哲学基础之上的西方人权思维有着抽象的、形而上的特点kaiyun体育全站入口，并以个人自由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那么，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人权思维则有着具体的、现实的特点，并以集体平等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这也说明了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西人权模式，虽然都有重视人和尊重人的一面，但自生成起便存在不同。正因有这种不同，才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的多样性，形成了当代国际社会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互补的局面。

人权是历史的、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约2300年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自然有其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其中包括民主法制观念的不足、等级制度的存在等。对于这些历史局限性，我们应客观理性看待，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权精神，否定中华文明人权思维的创造性与合理性。重要的是看“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提出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蕴含了哪些精神、对当代有什么意义。当然，过于夸大也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鲁广锦：有研究认为，“人权观念是传统中国思想中未显题化的理论”。如何才能发现、挖掘、使用好“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富矿”，以下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跳出“西方中心论”的人权思维定式，摆脱人权概念是西方思想家发明的束缚，视人权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二是从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逻辑出发，揭示中华文明的人权思想内涵、价值取向，挖掘其合理性内核，把握中华文明的人权精神特质；三是遵循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从人权的基本范畴与历史逻辑出发kaiyun体育全站入口，将中华文明的人权因子纳入人类人权文明体系之中加以研究考察，探寻中华人权文明与人类人权文明的共性价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