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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是党中央部署“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十周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成果。一直以来,“两高”对行政公益诉讼工作高度重视cq9电子游戏平台,先后多次共同发布相关司法解释,对行政公益诉讼相关内容进行细化规定,保障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稳定运行。从司法实践看,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保持稳定,案件分布范围也从公益诉讼传统法定领域向新增法定领域逐渐拓展。
徐向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两高”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第二批),主要涉及安全生产、国有财产保护、食品安全、文物保护、无障碍环境建设、未成年人保护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的行政机关包含了农业农村、住房建设、文化旅游、城市管理、邮政管理等职能部门,与社会经济发展、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紧密。这些案件充分体现了行政公益诉讼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耿宝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两高”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第二批)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更加全面地呈现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讼”的特征。一是被告也就是行政主体更加多样,二是诉讼流程更加科学全面,三是人民法院采用的裁判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第二,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分工协作、共同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大效能。人民法院通过加强沟通、联合检察机关共同发出司法建议等方式,共同助推行政机关积极履职,有效改变了过去某些公共利益领域存在的“无人管、无法管、无心管”等弊端。第三,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采用了更加丰富的工作方法和措施,合力改进完善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司法衔接机制。
徐向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是党中央部署“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十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两高”联合发布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迈上高质效办案的新台阶;二是贯彻落实“健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机制”的重要要求;三是为延续工作思路,充分凝聚司法合力,打造联合品牌;四是为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提供更多实践样本。
最高法行政审判庭一级高级法官王晓滨在答记者问时介绍,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人民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以外的其他各类行政公益诉讼一审案件1026件,同比上升51.8%。其中,国有财产保护领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案件较多,分别占比30.2%、18.31%,食品药品安全、英烈权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案件占比持中,文物保护、妇女权益保护、反垄断领域等其他领域案件相对较少。
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介绍,自2017年7月1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98.9万余件cq9电子游戏平台,在所有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中占比九成,近99%的案件在审前整改到位,对于没有整改到位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6000余件,99.1%得到了裁判支持,展现了行政公益诉讼独特的制度价值。
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政公益诉讼在回应民生关切、助推依法行政、促进社会治理、凝聚保护合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二是立足法律监督的职能定位,助推依法行政走深走实。三是以监督促进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凝聚公益保护合力cq9电子游戏平台,推动构建协同保护大格局。
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经过实践探索,行政公益诉讼已经形成了磋商、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的分步递进式办案模式,注重在审前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争取最佳办案效果。对一些检察建议解决不了的问题,坚持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保障监督刚性,同时又以诉讼程序确保法律监督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公益诉讼是公益之诉、督促之诉、协同之诉。在党的领导下,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行政机关等虽然分工不同,但都是为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从实践情况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呈现鲜明的协同履职特点,有利于更好凝聚公益保护合力,构建协同高效的公益保护体系。近年来,检察公益诉讼“朋友圈”持续扩大,目前已有30余家行政机关与最高检制定协同履职意见,“两高”共同制定了相关司法解释和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立足各自职能定位,持续深化协作配合,切实形成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执法司法合力。
耿宝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cq9电子游戏平台,当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尤其是新类型公益诉讼,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过程之中,行政审判工作出现了受理条件把握、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裁判方式选择等方面的难题。下一步将从以下三个角度做好相关工作:一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合力处理行政案件的“3+N”工作机制在统一法律适用、促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的重要作用;二是持续加强上下级法院间的监督指导;三是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针对行政审判工作的决策部署。在行政公益诉讼管辖改革中,将联合检察机关等部门做实做好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共同提升保障公共利益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和执法司法水平。
徐向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要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cq9电子游戏平台,准确把握公益诉讼高质效办案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精准规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作。一方面,将“可诉性”要求在公益诉讼办案中具体化、实践化。以“可诉性”这一重要抓手,精准规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作,统筹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一体实现,提高办案质量、规范办案过程、提升办案效果。另一方面,强化检法同向发力,为公益司法保护的完备化提供强劲动力。进一步深化对不同类型和办案领域公益保护特点规律的研究,探索丰富和细化体现制度独特功能的公益修复方式、责任承担及诉讼请求实现方式等内容,打通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难点堵点问题。协同配合推进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以精准规范的行政公益诉讼办案,为立法提供坚实基础,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贡献力量,以法治之力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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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cq9电子游戏平台,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cq9电子游戏平台,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